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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江淮丘陵的大地貌，这是若干年后，我坐飞机经过桐城的上空时看见的。再后来，在各种画册和视频中，那片土地以起伏绵延、山水相依而不断地让我心动。但是，在我的幼年、少年即人生的最初岁月里，我一直住在那个叫洪庄的小村庄里。我无法感知到大地整个的地貌，只明白我们的村庄坐落在从北向南的缓坡地带。北边，是一条巨大的岗脊，后来，成为一个水利工作者后，我知道那严格的学名叫分水岭。水以脊分，向东南或西北流淌。而最终，这些水都汇合到了著名的菜子湖、嬉子湖中，并经由这些湖泊，流入浩荡的长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也是一块滨江之地。每年春节，从彭泽、从南京、从九江回来的大姑、三姑和小姑，遇见人总被打招呼道：“从江南回来了？”啊，她们那边叫江南，那么，我们这边就叫江北。

  从栀子河岸上看我们村庄，狭长形的，卧着，如同一只蚕。如果目光越过村庄，就会看见那棵给我植物启蒙的树——青桐树。

  这是一种村庄上不多见的树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曾不断地想：它为啥不多见？后来，我想明白了。原因在它对土壤的选择，在它对阳光的选择，在它对风的选择。更在它对独立的个性的选择。

  村里的老先生对我们解释树木时，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“众木成林”。树跟人一样，是群居性的。即使一树荒瘦的小老松，它也会挤在一堆小老松之间，构成了山岗上那片倔强的小松林。但是，青桐偏不是。青桐唯独一棵，立在离村庄两里地的高埂上。高埂上还有高埂。高埂下是一大片农田。站在栀子河岸上看到的青桐树，远远的，像一杆旗帜，青色的，孤独而坚韧地立着。

  青桐的四周，都是些低矮的植物。野蔷薇，攀根草，蛇莓子，狗尾巴草，以及四季都开的小野菊……青桐不管不顾地独自站立着。我站在树边，看了很久。这甚至是一棵没有鸟儿来光临的树，是一棵没有同伙来鼓励的树，是一棵没有更多的花草陪伴的树。

  回到村子里，大人们告诉我：它叫青桐。青桐的树皮能做棕绳，树叶能用来晒酱。树木结实，但成材的时间太长。因此，在乡下，它只能是一种被冷漠的树。很少有人特意种植。往往是它的种子飞到了哪里，然后便悄然长出。再后来，长高了，长大了，便被用来制绳，晒酱。大人们说：“别小看了它。它最抗风，最选土，性子最犟。”

  为了这记住，我时常会在栀子河远远地望这棵青桐树。或者跑到村子东头，不远不近地望它。终于，在夏日的暴风雨中，我看见它迎风摇摆着，像个跳舞的人，树枝被刮折的幅度，差一点就成了直角。风从不同的方向打击它，整个雨幕中，它就如同一位战士，不声不响，却顽强地挺立和抗争着。我害怕它会被吹倒。但暴雨过后，它依然挺立。它的树干更青更滑了，宽大的叶片更绿了。在它身上，几乎看不出被暴雨摧残的痕迹。我后来为此专门写了篇作文，成了全校同学的范文。再后来，三十年后，我曾在报纸上专门发表了一篇《青桐令》，我将我记忆中的最初的植物启蒙——青桐，刻进了我的文字里。

  大概在我小学毕业时，有一年，村子里的人从青桐树上剥下树皮，沤在塘水里。渐渐地，树皮发黄，发软。他们捞起树皮，制作棕绳。青色的树皮制成了麻黄色的棕绳，结实，耐用。而到了四五月，黄豆成熟，村子里的人会将磨好的豆酱放在青桐宽大的叶片上，然后晒制。用青桐叶裹着的豆酱，香，且清洁。

  多年以后，我回想起这棵青桐，并努力地回想着村庄上的其他植物。这时我才发现：它竟然是我们村庄上唯一的一棵青桐。青桐古老而充满诗意的历史，成了我最初的植物启蒙。而我更关注的是：这样一棵独立的乡村上的树，它让我知道了生命的界限与坚持。

  狗几乎是农村孩子接触最早或者说最属于动物启蒙的家伙。它趴在地上，伸出舌头，不断地哈气。小时候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为何需要哈气，后来才知道：它太热了，可怜的狗，一身皮毛，却只可以通过舌头来散发热量。它与睡在竹床上或者凉席上的人们往往隔着一段距离，有时候，也有人会丢一根烧红薯给它，它便欢快地吃了。吃完，还摇着尾巴，走到给它食物的人面前，看一会，才又回到它趴着的地方。这大概是感谢。狗在村庄里，是仅次于人的第二大存在。它们成群结队，白狗，黑狗，黄狗，花狗……各种狗，都是现在所说的纯种土狗。它们在村庄里游荡，见到人一点也不陌生，更不惧怕。它们闻到哪一家传出食物的香气，会蹲在这家人门前。直到人家送给它们食物，吃了，再叫上几声。然后，再去另一家。

  狗在村庄上身份特殊。外面有人进了村庄，特别是夜晚，一只提前发现的狗开始叫唤，接着会有很多条狗叫唤。叫唤声让村民们警惕。这时候，这些狗就成了我们村的狗。因为它们担负起了警戒作用。但更多时候，它们属于更大的范围。狗群会不断移动，春天的时候，它们在村庄上嬉戏，可很快，它们便集体消失了。有人说它们去更远的庄子了，那里有吃的喝的，还有花枝招展的母狗。事实上，这说法是对的。以前，江淮丘陵地区，一到春天的四五月，便是粮荒。人都没了吃的，何况狗？但往北或者往更南，田地相对较多，粮食也相对充裕。狗的迁移，出于生存的本能。但它很快教会了村庄上的人：流动才是生存的第一法则。

  狗与村庄上人的关系，在还是孩童时期的我的眼里，十分复杂。大人们对狗，既厌恶，又亲近。厌恶时，会拿着竹竿追打。亲近时，又给它们吃的，喝的，有时候，还带着它们去城里。一些女人，还会临时起意，拿着洋红给狗化妆。狗在村庄上生生不息，但有一件事还是终于被我发现了，那就是：那些年老了的狗，会在某一天，突然从村庄上消失了。它们去哪了呢？

  其中有一条大黄狗。它个头高大，威猛。有好几年，它是村庄上狗群的头儿。孩子们喜欢跟在狗群之后，唆使它们互相追打。我们很快就看见：那只大黄狗，长期处于狗群的外围。它很少与哪一只狗亲近，也永远都不曾离开狗群。一旦有野狗进入村庄，它往往第一个冲出来。有吃的喝的时候，它往往站在后面，等那些小狗吃了，才吃。大热天，村子南头的几个孩子玩水，其中一个女孩子不知怎么地，就顺着陡坡滑到了深水区。孩子们吓得哭叫，狗群跑了过去，大黄狗站在塘边上叫唤，接着，它做出了让人吃惊的举动。它跳下塘，游向落水的孩子，然后咬着孩子的衣服，将她拖到了岸边。大人们赶来时，狗群已经散开了。大黄狗依然昂着头，走在狗群的后面。

  那年冬天，一群外地的野狗经过村庄。它们在栀子河边集结，时不时地到村里来游荡。村子里的鸡丢了，晾晒在簸箕里的米粉肉丢了，女孩子们挂在竹竿上的花衣裳也丢了……村子里有人怀疑是进了小偷，但大黄狗它们瞧出了端倪。一场狗群之间的战争无可避免地爆发了。村子里的人听见在栀子河边，狗声沸腾。半天之后，大黄狗拖着残腿，带着狗群回到了村庄。野狗群远远地逃离了。栀子河边，留下了一地狗毛，与残耳断腿。村子安宁了，老人们给大黄狗多添了一碗饭。但年关快到时，它还是消失了。我曾问老人们：大黄去哪了？

  真的，从此我再没有见过大黄狗。狗群由一只白色的大狗开始负责。若干年后，我终于弄懂了老人们说的“它去很远的地方了”的意思。大黄狗在生命即将结束时，选择了远离人群。它在孤寂之中，体面而有尊严地离开了。

  狗给村庄上的人以最初的动物启蒙。村庄上的人，虽然与狗不远不近，但却时时感到一种观照。除了野狗群，村庄上还有大量的家养狗。这些狗与狗群完全不一样。它们往往都待在自家门前，主要的职责是看门、捉老鼠。狗一旦成了家养狗，狗的脾气、习性都渐渐磨掉了，有些甚至还会染上“坏毛病”。村中间大伯家的黑狗，看起来毛顺眼亮，一见着人就摇尾巴。但却暗地里偷吃小鸡。这可了不得。要知道，那个年代，小鸡是很重要的家庭财产。鸡能生蛋，蛋能换盐。鸡是日常生活中活钱的大多数来自。黑狗吃鸡吃得隐蔽，它不仅吃了自家的鸡，还吃了别人家的鸡。直到某一天，被主人当场抓住。大伯心善，毕竟养了好几年的狗，他舍不得杀。但又不能留着，便委托出门搞副业的人，将狗带到江南去丢弃。三个月后，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野狗进了村庄，直奔大伯家。大伯反复瞅着，最后认出了就是他们家的黑狗。他只好留下它。但这狗吃鸡吃上瘾了，恶习不改。大伯再次让人给带往江南。它又泅着江水，跑了两百里路回到了村庄。如是者三，它后来死在了长途奔波而带来的病痛上。它的尸体是在栀子河边被发现的，头朝着村庄。大伯在河边挖了个坑，一言不发地埋了它。

  很多年后，洪庄成了开发区的一部分。田地没了，丘陵没了，栀子河也没了。我曾专门寻着旧迹，找到了那块我记忆中的土地。站在那里，秋风萧瑟，我不仅仅听见了人声，也听见了混杂在人声中的那些高高低低的狗叫声。

  清晨五点，天光熹微。秋风中，村庄还一片静寂。但这片土地上，一场庄重而盛大的送别，已悄然展开。所有人都沉默着，除了主事的偶尔交代几句。声音在这一刻成了多余。屋子外面，风吹着老槐树，发出“沙沙”之声，但它们传播到屋内，却更增加了静寂的程度。父亲穿上暗红的袍子，格外冷峻。他头戴孝帽，手里拿着白瓷碗，缓慢地出门，往左，再转过老屋角，往东。一百米后，他到达剃头大塘，下了塘埂，用白瓷碗舀起半碗水，双手捧着，又沿原路回来。然后恭敬地放在寿材前。

  祖母那年已经八十三岁，在乡下，在那个年代，她算得上高寿。她已生病半年，卧床不起。其时，我们家正在重新建造房子。孩子多，老房子不够住了。因此，半夜，我们被喊起来的时候，房子还是半拉子工程。祖母已经坐在大椅子上，喉咙里发出很大的咕噜声，就像灶间拉风箱一般。我缩在人群之后，有些害怕。祖母换了一身新衣，她久病的面容，苍白，但却平静。她咕噜了一阵，在父亲和其他人的哭声中，便没了声息。很快，祖母被移到了灵床上，也就是靠墙的一块门板上。

  那一刻，祖母好像还在。但三天后，父亲从塘里取水回来，我突然觉得：祖母已经真正地不在了。生理意义的死亡，在村庄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离去。宣告离去的，是仪式，是合上的棺材，是进入的黄土，是所有人都离开坟山，重新再回到村庄上的日常生活。

  那一次，我没有问。关于死亡的启蒙，总是以猝不可防的方式出现。我由此知道：村庄上，一代代人就这样离去。他们活着，是村庄的一分子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世世代代，不断绵延。而他们离去了，村庄还得一样地活着。村庄还得劳作，还得生息，还得绵延。每个离去的人，都是村庄这部大书中的一个字，他们永远在——生的时候，以直立的形式存在；死的时候，以消隐的形式存在。

  村庄是朴素的，因此对于死亡的理解，也是朴素的。后来，我也看到过村庄上许许多多人的死亡。在村子中间那条狭长的巷道里，曾经住着一位我的婶婶。当然，等到我在村里满地跑时，她已经同我的伯父离婚了。原因是不育。她离婚后一直住在村子里，一个人，房间里黑漆漆的。厨房里的烟往往弥漫着，加上没有窗子，屋内即使白天，也很难看清。她娘家已经没了人。跟她往来的，也只有村子里一些善良的妇女。小时候，我们大家常常从巷道里过，都加快脚步。不知为什么，总感到害怕。有一天，孩子们发现：她的屋子的门被泥给糊住了。大家疑惑，稍大的孩子说：她死了。葬到山上去了。所谓的山上，就是丘陵地上的小土墩。若干年后，洪庄拆迁，我们家族迁坟，她——也在其中。一副窄小的木棺，一方小小的墓碑，标示着她曾经的生活以及与我们家族的关联。每年清明，我们会去祭奠她。每次，我总想记起她的点滴。但是，哪有呢？她就像一滴水，落在黄土里。同样是一生，却令人唏嘘。站在她的坟前，我总仿佛能看见她幽怨的眼神，在小巷道那木门前，遥遥地望着……

  有死就有生。死是大事。生更是大事。只是大事的仪式感不同。死，庄重而幽寂。生，喜悦而开放。村子里每年总有几个孩子降生，每个孩子的降生，都伴随着红蛋，糖果，三朝喜酒，有的还得做七朝，一百天，周岁。长大后，我惊奇地发现：生与死，在对时间的对应上竟是如此鲜明。孩子降生，叫七朝，一百天，周岁；但人死了，叫做七，百日，周年。前者，本身就透着股新生力量的灵魂；而后者，就如同燃烧的表纸，飞作白蝴蝶时，亦透着无边的虚诞。村子里有孩子出生，女人们会聚在产妇屋内，男人们则在屋外的场子上聊天。特别是孩子的父亲，虽然同样在聊着天，抽着烟，但神情明显是焦急的，期待的。他的手甚至发抖。一旦听见屋内传来“哇”的孩子的哭声，他便急着往屋内跑。但跑到门口时，会停下来。他等着接生婆出来，然后告诉他：“生了个带把的”或者“喜得千金呢”。

  在村庄上，腆着大肚子，是女人们之间最大的话题。孩子们会期待着大肚子里跳出小娃娃。但可爱的小婴儿，真的被抱到眼前时，往往会让孩子们吃惊：就这么个小不点，将来真的会长成像我们一样的人？事实上，确实就有些没有长大。有些大肚子的女人，连同她的孩子一道从村庄永远消失了……生与死就这样联系到了一起，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因之被打破。生之欣悦，很快转成了死之悲哀。而也就在无数的死之悲哀中，才更能体现出村庄上的生之欣悦。

  洪放，1968年生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文学创作一级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秘书长》《追风》《撕裂》等，散文集《南塘》《幽深之花》等。小说曾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等，并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等转载。曾获安徽省社科文艺出版奖、安徽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冰心散文奖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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